这是应县木塔。
应县木塔
我们的最后一站，恰是当年梁林二位作山西古建筑考察的第一站。当然还得加上大同的华严寺和云冈石窟。
此塔的全名应是佛宫寺释伽塔。建于辽代清宁二年（1056年），是现存最古的木塔。塔身总高67．13米，底层直径30．27米，平面八角，外观六檐五层（底层为双檐），各层间夹设暗层，实为九层。各层屋檐上，有挑出的平座与走廊，可供凭览。若是一座砖塔，也就平淡无奇了，奇就奇在它是全木结构，没有一块砖石（除了底层的土墙）。塔上所用斗栱式样繁多，竟有六十余种，规格与变化之多，举世少见。这样雄壮华丽而又细部精巧的木塔，不光是我国，也是世界上木结构建筑的杰作。
我感兴趣的则是梁思成寻访这座木塔的故事。是一个科学家的精细，更多的却是一个文学家的灵感，——上世纪40年代，梁思成真的获得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。
沧州狮子应州塔，正定菩萨赵州桥。
这是当年华北一带流传的民谣。狮子、菩萨他不感兴趣，而塔和桥，则是他关注的对象。正是从这则民谣中，他知道山西的应县有一座名塔。究竟是怎样的形制，万一去了只是一座清代的建筑呢，聪明人自有聪明的办法，他给应县邮政局去了封信——哪个县会没有邮政局呢，——让“试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”，提出自己的要求，希望得到一张应州塔的照片。当然他会付钱的。没多久，真的回信了，是山西应县xx斋照相馆。信中附了一张清晰的木塔的照片。主人不要钱，只要些北平的信纸和信笺作酬金。（大概就是去年，我在《太原晚报》上曾看到一篇文章，写的是应县这个照相馆主人的事，附着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，旁边的题词上有照相馆的名字。）
这次考察，是以营造学社的名义进行的。主要目的是考察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因此节约了时间，
林徽因顺便考察了云冈石窟，梁思成和莫宗江来到应县。此时林徽因考察完云冈石窟已回到北平。见到应县木塔后，梁在给妻子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：“塔身之大，实在惊人。每面三开间，八面完全同样。我的第一感触，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，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儿体投地的倾倒！”
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。不见此塔，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佩服极了，佩服建筑这塔的时代，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，不知名的匠人。
接下来，我们应去大同和云冈，去看上、下华严寺和云冈石窟。只有这样才算是真的追寻了梁、林二位建筑大师的足迹。但我是再也不去了。华严寺和云冈，我去过三四次了。
那就不写了，让渎者留下足够的空间去想象吧，山西的古建筑，就是写—本书也写不完的。实则我知道，华严寺和云冈石窟，知道的人甚多，就是不写也没有什么。
这是林徽因在五台山佛光寺测量佛殿前的石幢。这石幢也是建于唐代的珍贵文物。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，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，林徽因、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，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，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，为世人所知。林徽因对古建筑的雕刻、纹饰、线条、图案观察细致，心有灵犀。她对古建筑上的纹饰、线条、图案的研究，在她设计国徽和纪念碑时，发挥了作用。
与一般的摄影家相比,梁思成建筑学家的身份,决定了他在摄影时不是“被动的旁观者”,而是努力潜入其中,“深入到它的内核”,从而更好地传达出古建筑的精髓,并最终找到了解读中国古建筑奥秘的钥匙。梁思成为研究古建筑而拍下的大量建筑遗存,开创了我国建筑考古摄影的先河。梁思成的古建筑摄影具有的多层面、多角度的意义,值得我们深入挖掘,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摄影的角度,从类型学的角度,从文化学的角度,对梁思成作品的重新解读。梁思成的古建筑摄影已经超出普通纪实摄影的深度和视域,呈现出类型学的端倪。摄影类型学是指对有着共同特性的类群,进行有系统地分类拍摄。因为单独看一张图片,其力度是不足道的,但把同一类型的照片连缀起来,组合在-起,强化一种观感,共同表达一个主题。如果我们把这些同一类型的照片按照年代顺序排列,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史,并且能够从中发现不同时代建筑的结构、型制、尺度等特点——这些图片的集合,具有了说明历史的震撼! 梁思成的古建筑摄影是最早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。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,更不是口号,需要有一个载体才有现实的意义。梁思成的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,可以说梁思成是最早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者。当我们意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时,梁思成当年镜头下的古建筑,很多已不复存在。如今我们身在其中,亲自体验梁思成用摄影记录过的城市的变化,才真切感受到他的意义。
